十年耕耘，十年成长。再回首这黄金十年，满满的感动，是眼角不经意的泪花，是汇报过程中的凝噎，是那一声温暖的谢谢。今日的胎儿医学大会延续了这份感动。专家学者们济济一堂，探讨胎儿医学诊疗过程中的技术与运用、分享胎儿医学诊治相关的经验与心得，碰撞出金秋的一簇簇思维火花，用赤诚的医者之心向十周年献礼。
美国哈佛大学波士顿儿童医院的沈亦平教授给我们带来了产前全外检测与遗传咨询的挑战与策略，他从检测前咨询入手，深刻阐述了检测前咨询的重要性。检测前咨询不仅包括家长的充分知情同意、家长预期，还包括医生的教育；同时带来了美国临床基因检测前遗传咨询指南以借鉴。最后他分享了产前全外显相关的一些特殊情况，给我们介绍了遗传咨询的详细流程。
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遗传诊断中心的朱宝生教授给我们带来了“无创产前基因检测技术联合应用”。他从无创产前基因检测已经解决的问题出发，给我们带来了该中心16433例的NIPT筛查数据，并认为NIPT技术需与胎儿超声、血清学筛查、遗传咨询联合应用，随着技术的发展，其适用和慎用范围也在不断更新；最后他从实例出发，对NIPT plus应用技术进行了展望，并给我们介绍了该中心的母胎风险联合评估（CAFMR）项目。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的廖灿教授给我们带来了产前外显子测序－临床实践中的思考。她首先给我们介绍了国内外各相关机构发布的各NGS相关声明/指南，详细介绍了NGS的临床适用指征，以及ACMG 2020年发布的胎儿外显子测序在产前诊断中的应用声明，旨在指导临床实验室制定与产前外显子测序相关的方案和政策。廖教授从四个方面给我们介绍了该中心WES的应用规范，包括检测前考虑要点、报告规范、检测后咨询及数据重分析流程，并汇总了已发表的产前WES报道，讨论了WES在不同系统的检出率差异等。最后她带来了该中心WES在产前诊断中的应用情况，包括阳性诊断率、质控标准、检出病种、流程等，最后廖教授介绍了该中心的高通量测序管理系统。
来自新华医院的余永国教授介绍了“高通量测序应用面临的问题和挑战”。首先他介绍了WES技术应用于产前的必要性，提出随着时代的发展，新的技术不断进步，WES已成为时代的宠儿，在产前应用WES可额外发现8-10%芯片及核型诊断不了的单基因疾病。但将WES应用于产前需明确其应用指征，并将产前表型和产后表型联合分析，做好检测前教育、咨询、知情同意及检测后的咨询工作。余教授分享了来自新华医院的WES检测的经验，新华医院共进行97例产前WES检测，诊断率为33%。最终他得出结论：WES和其他检测技术联合应用，有利于提高诊断的准确性，并改善对胎儿异常的临床处理；WES可提高超声异常核型正常胎儿的诊断率；在骨骼异常、多发畸形、心脏异常的胎儿诊断率最高；WES不仅仅应用于儿科异常，在产前疾病的诊断中的应用也将越来越广泛。
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的孙路明教授介绍了“全基因组测序技术在胎儿结构异常产前诊断中的应用初探”。通过前瞻性研究了111例从2019年11月至2020年1月因胎儿结构异常或生长发育异常就诊的孕妇，提供两条检查策略：①经典的核型及芯片检测，检测阴性后行ES检测的路线（序贯检测）；②直接给孕妇提供免费的Trio WGS路线；最终对比续贯检测及Trio WGS的结果，两者均检测了22例（19.8%）异常结果，包括6例非整倍体异常、3例CNVs、13例P/LP的单基因变异，WGS还意外发现了1例CMV感染及父母的平衡易位，为其今后的妊娠提供了指导。最后她总结了WGS在产前应用的优势及局限性，并强调，在产前诊断的应用中目前只是初步探究。
来自上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妇产医院的许争峰副院长介绍了“拓展性携带者筛查的临床研究”。许教授首先介绍了单基因病携带者筛查概况，他提出携带者筛查可有效的降低出生缺陷，且筛查已经从单一病种扩展到多种疾病，但我国目前主要是进行单一病种的筛查（如SMA、地贫、DMD等）。接着他详细地介绍了南京市妇幼对扩展性携带者筛查方案设计，如要求覆盖目前临床常见隐性遗传病（20种单基因病、24个基因或区域、449种常见基因变异），灵敏度高、咨询简单、操作简单、费用可接受。随后他介绍了南京市妇幼5368例回顾性样本的携带者筛查研究，发现979例检出携带至少1个致病突变；3144例女性，21例携带X连锁隐性遗传致病突变；1915对夫妻，30对携带同一常染色体致病突变，或女方为X连锁隐性遗传致病突变。最终他总结了此项研究的特色和不足。
复旦大学出生缺陷研究中心马端教授与我们探讨的是“基因治疗在胎儿应用的可能性与挑战”，马教授指出，对于遗传学的问题，应采用遗传学的方法治疗，在准确诊断遗传相关疾病后，还应进一步解决问题。遗传变异导致的疾病约占人类疾病的2/3，针对遗传变异疾病的遗传治疗方法分为：对症治疗、替代治疗和病因治疗。基因治疗主要分为生殖细胞的基因治疗和体细胞基因治疗，其中，生殖细胞基因治疗应充分考虑其适应症，并进行严格的把控；随后，马教授以线粒体遗传病的生殖细胞治疗为例，更加直观地展示了基因治疗。同时，马教授还介绍了基因治疗疾病的分布、临床研究分期、基因治疗载体以及基因治疗技术在临床前研究的应用。基于胎儿基因治疗的理论基础，考虑胎儿治疗的时间窗应为孕20-32周。截至目前，已开展大量动物实验，主要通过羊膜腔穿刺，进行皮肤病、呼吸系统疾病、脊髓型肌萎缩、戈谢氏病的基因治疗。随着研究的不断进行，基因治疗药物进入临床使用会越来越多。胎儿基因治疗是治疗遗传病的发展方向，但需深入思考何时能够启动我国的胎儿基因治疗。为更好地进行胎儿的基因治疗，在进入临床试验之前，需加快动物胎儿基因治疗研究，同时注意伦理胎儿和母体风险的评估。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胎儿的基因治疗可能打开基因治疗的全新局面。
来自广州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的陈敏教授介绍了单基因遗传病的无创产前检测，陈教授从临床问题出发，指出目前显性单基因疾病的检测、预防，形式迫切，存在综合发病率高、极易漏诊、疾病表型严重、预后差以及筛查效度有限等问题，同时他回顾了无创显性单基因病的检测发展历程，结合英国的单基因病无创产前诊断经验，指出除了软骨发育不全以外，还有很多新发的显性单基因病需要预防。结合图文，陈教授详细介绍了不同种类的单基因病，如成骨发育不全、软骨发育不全等以骨骼系统异常为主的单基因病，各种以颅缝早闭为主要症状的单基因病，Noonan综合征等。同一基因可能导致不同疾病，亦可能有不同的遗传方式。随着无创技术的发展，在孕早期进行上述单基因疾病的检测，使明确疾病诊断成为可能。相信随着无创技术的不断升级，更多的单基因遗传病有望被进一步检出，出生缺陷防控有望进一步加强。
来自南方医科大学附属深圳妇幼保健院的李胜利教授，从项目背景、项目依据、质控内容、质控流程和组织实施这五大方面出发，具体介绍了国家“十三五”规划中的产科超声质量控制项目。其中，李教授重点强调了超声切面完整、标准程度和检查报告的规范程度的重要性，并详细介绍了根据产科超声分类，制定的早孕期和中晚孕期I级、II级和III级产科超声检查的各个质控切面以及AI人工智能质控相较于人工质控的优越性。最后，李教授展示了一键式、自动化人工智能超声仪在临床中的应用，并且展望了人工智能超声仪在产前诊断中的美好前景。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谢红宁教授从产科多普勒的现状谈起，提出了多普勒技术的质控难点在于绝大多数的多普勒指标都属于半定量指标且缺乏金标准、测量的血管存在异质性和测值会随血压心率改变。谢教授介绍了胎儿脐动脉、大脑中动脉、静脉导管和子宫动脉多普勒超声的标准检测方法，并指出胎儿心率、频谱取样门及定位、频谱显示速率、血管壁滤波设置和取样部位，以及胎盘位置都会对这些血管的多普勒频谱有影响。在这些影响因素中，有些是可以通过规范化培训避免，比如获得稳定良好的血流频谱等；而有些却是无法避免的，比如血管变异、胎儿生理状态和胎盘生理性差异等。
众所周知，产前诊断是出生缺陷二级防控的重要手段，近年产前诊断新技术应用不断增多，而对新技术适应证及技术局限性等了解不足，导致各地都普遍存在过度诊断、过度干预的现象，故而对产前诊断技术质量控制刻不容缓。来自广东省妇幼保健院的尹爱华教授分享了《广东省产前诊断技术质量控制方案》的制定思路，她们对全省所有的产前诊断机构、取得《母婴保健技术考核合格证书》的专业技术人员以及8家省产前诊断技术指导中心通过线上信息质控结合飞行检查的方式进行全面的质量控制，并制定统一的被质控机构规范手册和评审专家评分操作手册，质控的内容涵盖了产前诊断机构管理、遗传咨询、超声影像、生化免疫、细胞遗传、分子遗传和技术指导中心培训质量。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周祎教授认为多胎妊娠减胎术，不是一个单纯的手术，而是应该放在母胎医学的框架下综合考虑。周教授指出在准确判定绒毛膜性后，多胎妊娠的产前诊断和减胎术必须在有经验的产前诊断中心或胎儿医学中心进行，其质量控制应涵盖以下四个方面：术前咨询和评估、术前图示、术中确认核对、术后再次确认核对和咨询。最后，周教授引出了自己关于多胎妊娠减胎的思考：认为减胎指征的把握有时虽然很困难但必须严格，要重视母体的情况，术者应该充分告知患者手术的风险，给病人充分的知情与选择，为医者应该有所为有所不为。
上海儿童医学中心的王剑教授详细总结了二代测序技术（NGS）在分析遗传病数据与解读变异时可能出现的十大问题。比如存在一些遗传病无法通过二代测序技术检出，如同源基因（假基因）、三碱基重复序列、脊肌萎缩症、脆性X综合征等，需要其他分子生物学技术作为补充；NGS亟须在测序深度、覆盖度、均一性等方面进行数据质量控制，能够检测出所有真实的变异，并根据致病基因分级进行正确的解读；需仔细审视致病基因是否真的致病；某些基因容易被过度解读、过度干预，比如一些片段大的基因，人群罕见变异较多，大部分为良性；可能由于检测机构不熟悉致病基因所致的临床表型、致病机理、特殊位置“病理性变异”或技术水平有限出现报告解读错误，必要时应重新检测或分析数据。
福建省妇幼保健院的徐两蒲教授探讨了染色体微阵列分析的实验室质量控制。首先徐教授详细罗列了开展机构和遗传咨询人员的资质要求，以及涉及实验室标准的相关法律法规。接着叙述了行CMA检查前的伦理要求，在与父母签署知情同意书时应详细告知CMA的优点及局限性（如UPD、LOH、低比例嵌合可能无法检出），并且可以检测出亲缘关系。然后分享了标本的质量控制，尤其强调了所有遗传学检测前应先对样本进行母源污染的检测，讨论了关于实验室的室内质量控制与室间质量控制要求。最后徐教授分享了所在中心近几年的CMA检出情况。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漆洪波教授带来“FGR：现有认识和展望”，详细解读了发表于中华围产医学杂志上的《胎儿生长受限专家共识（2019版）》。漆教授强调FGR的病理性，应认识小于胎龄儿（SGA）与FGR的区别，全面筛选SGA的可能病因，并对FGR分层管理，例如单纯的SGA是不需要干预的，胎儿遗传与结构异常、感染造成的FGR是现有条件下无能为力的，而真正需要干预的是未见明显异常、胎盘功能不全的FGR。漆教授认为还应积极寻找预防治疗手段，阿司匹林与低分子肝素的预防效果目前仍未形成共识。此外，还应开展胎盘病理学，目前存在胎盘病理学专家少、形态学改变的术语尚未标准化、哪些病理学改变具有临床意义等问题。
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孙丽洲教授分享了2015年英国皇家妇产科医师学院更新的《妊娠期水痘管理指南》。孙教授首先简述了水痘带状疱疹病毒（VZV）的特征、孕妇感染途径、流行病学情况，接着强调了孕妇若感染水痘极易产生严重不良后果，而妊娠早期感染水痘有可能导致新生儿先天性水痘综合征，围产期感染水痘则新生儿病死率高。因此，应加强孕产期教育，尽量避免暴露，无抗体的妇女应在妊娠前或产后接种水痘疫苗，孕期暴露后及时应用免疫球蛋白（VZIG）。若发生妊娠期感染，应权衡服用阿昔洛韦。产前5天内感染，则新生儿感染率、病死率高，应使用宫缩抑制剂延长待产时间。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的冯玲教授分享了“TORCH感染，有话要说“的讲座，她从一个孕8周风疹感染的医患纠纷说起，强调在对高危人群行TORCH检查时应同时定量检测IgG与IgM，并双份血清，必要时2-4周后行复查。冯教授指出，在解读TORCH报告时，既往认为IgM阳性等同于急性感染，但目前认为若IgM持续阳性且多次复查水平变化不大，可能为长期携带或假阳性，并非急性感染。同时，现有的检测技术仅能检测出母胎是否感染，无法明确胎儿损害，目前也尚无明确有效的治疗方案，因此在TORCH检测阳性时，应系统监测、酌情治疗、不轻易终止妊娠。
有一种感动，来自生命的初啼。我们敬畏生命，护佑新生。有一种执着，来自十年的坚持，我们负重前行，义无反顾。有一种感激，来自患者的理解，我们不忘初心，不负众望。短暂的欢聚里，我们贪婪地享受新知的碰撞。不舍，因为夜黑便是挥手告别之时。自此，我们便将再赴征程。纵年华飞逝，我们仍将风雨兼程，许一个锦绣未来，下一个十年的“时光里”，再相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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